Universalism and Tribalism

普遍主义拒绝身份决定论，却为差异留下了血肉

Neiman 开篇把左翼的标志定位为国际团结：威尔士罢工矿工、西班牙共和派志愿者、南非自由战士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关切对象，即使他们不属于我们的族群。团结的根基不是血缘，而是信念；这个信念认为，隔开人们的时间、空间和历史差异背后，仍有深层的人类连接。她的关键区分是：历史和地理会影响人，这是平常事实；说它们决定人，则是错误。

这一点并不要求人们假装文化差异不存在。Paul Robeson（1898–1976，美国歌手、演员、运动员与左翼活动家）被 Neiman 用作跨文化能力的高标杆，但她同时承认，普通人无法完全进入别人的摇篮曲、笑话和暗示系统。普遍主义 universalism 需要抽象能力，而文学、电影和艺术能把这种抽象变得具体，让人接近但不占有他人的经验。

Kwame Anthony Appiah（加纳裔英美哲学家，以身份与世界主义研究著称）提醒，二十世纪中叶以前，人们谈身份时通常不会首先列出种族、性别、阶级、国籍、地区或宗教。Neiman 借此反驳身份还原/本质化 essentializing：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孩子、父母、恋人、职业人、政治参与者、球迷，这些身份会随时间和场景改变。把多重身份削成种族和性别两个维度，反而复制了一种粗糙的决定论。

她并不否认可见身份和代表性的重要。Barbra Streisand（美国歌手与演员，曾打破美国主流审美中对白人金发女性的偏好）和 Angela Davis（美国黑人女性主义者、哲学教师与激进活动家）让不同外貌也能被看作美；这类变化当然有价值。问题在于，多样化权力结构若不追问权力如何使用，可能只会让压迫系统更稳固。多样性是善，但不是唯一的善。

把受害经验变成政治货币，会遮蔽行动和德性的区别

Neiman 认为，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历史叙事的主体从英雄转向受害者。这一转向最初有正义含义：历史长期由胜利者书写，遭屠杀、奴役和排斥者在肉身死亡之后，又在记忆中被第二次抹去。让奴隶叙事、屠杀幸存者和殖民受害者进入公共叙事，是修正旧错的一部分。

但当受害本身成为承认和地位的货币，转向就会变形。Benjamin Wilkomirski（瑞士作家，曾伪称自己是集中营儿童幸存者）提供了极端案例；Neiman 还提到白人冒充黑人、演员自导自演种族攻击、德国流行歌手编造反犹事件等现象。她的重点不是这些欺诈的社会后果，而是它们何以可欲：曾经是污名的东西，如今在某些语境中变成了地位资源。

Frederick Douglass（十九世纪美国废奴主义者、逃奴叙事作者）在 Neiman 的对比中很关键：痛苦在 Douglass 那里是被克服的前奏，战胜受害状态可以成为骄傲来源，受害状态本身却不是美德。所谓受害者竞赛把「记住」从记住英雄行为和理想，转为比较苦难份额；苦难可以支持赔偿要求，却不应自动生成道德权威。

Jean Améry（奥地利犹太作家、抵抗者与奥斯维辛幸存者）拒绝把单纯受害看作荣誉；Frantz Fanon（马提尼克裔精神病学家、反殖民理论家）强调自己不是祖先所受奴役的奴隶；Olúfémi O. Táíwò（尼日利亚裔美国哲学家，批判精英俘获和泛化的去殖民化口号）则说痛苦不是好老师。Neiman 接受立场认识论的有限洞见：权力关系尖端的生活经验能带来批判理解；但她拒绝把无权经验必然提升为政治授权。

部落主义把身份政治推向我们与他们的基础划线

Neiman 更愿意使用部落主义 tribalism，而不是身份主义或身份政治，因为后者仍可能让人以为问题只是若干身份类别的代表性不足。部落主义的结构更深：它把复杂身份收缩到一个最不由人选择的成分，并把这个成分本质化为政治资格。她提醒左翼，Binyamin Netanyahu（以色列右翼政治人物，长期诉诸犹太民族主义和受害记忆）所代表的犹太民族主义，正是身份政治和历史受害叙事结合的成功范例。

部落主义的危险在于，它把根本人类差异定义成「我们这种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差别。Neiman 用希伯来圣经中的部族冲突说明，这不是美洲原住民语境里的狭义部落，而是一种古老的政治崩坏模式。种族概念本来由种族主义者制造，十九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犹太人和爱尔兰人都不算白人；社会建构可以真实地产生后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天的分类应该获得过度政治权力。

Todd Gitlin（美国社会学家，新左派参与者与公共知识分子）在 Letters to a Young Activist 中承认身份受害经验有动员力，却警告它常把宏大激情和细小刺激混在一起，最终变成利益集团政治。Neiman 借 Gitlin 的判断说明，部落主义追求的是让自己的类别在权力中被代表，而不是改变分配规则本身。

美国的一滴血规则和纳粹法律理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暴露了分类政治的危险。Nazi jurists（纳粹德国法学家群体，参与制定纽伦堡法律的种族法律框架）研究美国种族法后发现，即使没有科学定义，也能执行种族主义立法。Neiman 因此批评进步派把共和党未来寄托于白人人口萎缩的说法：这种人口分类想象仍把种族类别赋予了过多解释力。

人类不是经验分类，而是必须被履行的规范性主张

Neiman 在反驳部落主义时不从抽象定义开始，而从身体经验开始：看到被炸裂的身体时，人们通常会瞬间战栗，因为那可能是自己的身体。Jean-Jacques Rousseau（十八世纪日内瓦思想家，现代政治哲学与情感伦理的重要来源）把这种对痛苦的同情看作早于理性的能力。共同痛感不是全部人性，却是普遍主义 universalism 能重新起步的最低线索。

她接着把自由欲望放到同一层面。Jean-Paul Sartre（二十世纪法国哲学家、存在主义与反殖民写作的重要人物）认为，革命深处都有「我们也是人」的宣告；Ato Sekyi-Otu（加纳裔政治理论家，主张从非洲中心视角重建左翼普遍主义）回应 Judith Butler（美国哲学家，以性别理论和规范批判著称）时说，阿坎语等本土语言也能完成这种道德论证。向被去人化者诉诸其人性，并不需要从欧洲进口。

这一区分让 Neiman 能同时批判虚假普遍主义和部落主义。虚假普遍主义把主导文化的局部利益伪装成抽象人类，例如企业全球化把幸福缩成巨型商场；真正的普遍主义则是一项历史成就，它让不同宗教、阶层和地位的人仅因共同人性而应受同一法律保护。启蒙 Enlightenment 的突破正在这里：它把早先被宗教、城邦或身份限定的法，抽象为对人的法。

Joseph de Maistre（法国反革命思想家，反启蒙传统代表）说自己见过法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却没有见过「人」；Carl Schmitt（德国法学家，纳粹时期重要法律理论家）则把「人类」说成欺骗性的词。Neiman 的回应是，「人类」本来就不是像狗或法国人那样的经验分类，而是一种规范性主张。德国宪法说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并不是描述事实，而是在第三帝国之后发出命令：承认某人为人，就要承认其尊严应被维护。

2020 年反警察暴力运动的最大力量来自普遍主义动员，盟友话语削弱了这种力量

Neiman 认为，早期民权运动和反殖民主义 anti-colonialism 坚决反对部落主义，常把少数群体权利表达为人权。Hannah Arendt（二十世纪政治理论家，因极权主义、行动和判断理论著称）主张 Adolf Eichmann（纳粹官员，耶路撒冷审判被告）应因危害人类罪受审，而不是仅因危害犹太人民罪受审。这个区分在 Neiman 看来非常重要：她支持 Black Lives Matter，是因为杀害手无寸铁者是危害人类的罪行。

Black Lives Matter（美国反警察暴力与反种族主义运动）在 2020 年显示出普遍主义力量：美国约二千六百万人参与，示威遍及四千多个城镇，研究显示洛杉矶、纽约、华盛顿的示威者中 54% 自认为白人，许多人是第一次参加示威。运动也激发全球回应：英国、比利时、德国、日本、澳大利亚都出现了围绕奴隶制、殖民史、警察实践和纪念物的抗议或制度要求。

她同时指出，运动未能迅速终结警察暴力，原因在结构层面。Neiman 记录一位美国南方大城市退休警察局长的说法：在某些州，成为警察所需训练时间少于成为理发师。她据此批评「削减警察经费」口号过于误导，更需要的是训练、心理健康应对、社区项目和给有色青年提供技能与希望的公共投入。

到 2020 年秋季，许多为 BLM 辩护的声音不再使用普遍主义语言，而是把白人参与者称为盟友。Neiman 拒绝这个称谓：联盟通常由利益临时对齐构成，信念在其中作用很小；美国和苏联曾是盟友，但纳粹战败后迅速变成敌人。她问，是什么利益驱使数百万白人在疫情威胁中走上街头？她的回答是对普遍正义的承诺，而不是部落外部的临时支援。

启蒙不是殖民主义的遮羞布，而是欧洲自我批判的制度化开端

Neiman 反对一种流行信念：普遍主义和其他启蒙 Enlightenment 观念只是为了遮蔽欧洲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她把启蒙界定为一个思想与政治运动，大致从 Pierre Bayle（法国新教思想家，Historical and Critical Dictionary 作者）1698 年的著作成熟，到 Immanuel Kant（十八世纪普鲁士哲学家，批判哲学和道德普遍主义核心人物）1804 年去世为止。这个传统没有完全实现自身理想，但理想的功能本来就是批判现实。

启蒙兴起的背景不是安稳乐观的世界，而是瘟疫、宗教战争、猎巫、监禁和新世界暴行交织的废墟。Neiman 说，正是在这种景观中，启蒙思想家以理性而非启示为基础，提出每个人都有先天尊严。这个尊严观并不要求个体历史和文化无关紧要；历史和文化是抽象人性的血肉，但人权要求不应因这些血肉差异而被撤销。

Thomas Keenan（美国人权理论与媒体研究学者）被用来解释人权的政治力量：人权更像是我们提出的要求，而不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物件。说一个人的权利被侵犯，是把她的痛苦理解为不正义，而不只是同情对象。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虽无法自动产生强制义务，却提出了共同成就标准；Neiman 认为左翼应坚持权利不可分割，公民、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集体权利彼此关联。

启蒙对非欧洲世界的观看有限，却率先把欧洲置于他者视角下审判

Neiman 认为，把启蒙称为欧洲中心很迷惑，因为许多后殖民理论要求从非欧洲视角看世界，而这正是启蒙写作常用的方法。Montesquieu（法国启蒙思想家，The Persian Letters 作者）用虚构波斯人批判欧洲风俗；Denis Diderot（法国启蒙思想家，Encyclopédie 重要编者）借塔希提和休伦视角批判欧洲父权性法律；Voltaire（法国启蒙作家，常以讽刺和异域声音攻击宗教狂热）则用中国皇帝或南美原住民祭司的声音攻击基督教。

David Graeber（美国人类学家，The Dawn of Everything 共同作者）和 David Wengrow（英国考古学家，The Dawn of Everything 共同作者）进一步提出，启蒙文本中许多非欧洲批评者可能不只是文学面具。Kandiaronk（约十七世纪末 Wendat 思想家和政治家，以雄辩和外交才能著称）可能真实参与了与欧洲人的政治辩论，并影响 Lahontan（法国军人与旅行作家，Dialogue with a Huron 作者）的记录。Neiman 对证据保持谨慎，但认为争论本身说明启蒙思想并非封闭的欧洲独白。

启蒙思想家也常承认自己知识有限。Rousseau 指出欧洲人满世界旅行和出版游记，却多半只知道欧洲人自己，因为旅行者关心钱包多过头脑；Diderot 警告，不懂中国语言和文献就不能轻易判断中国；Kant 注意到民族志报告相互矛盾，不能把带偏见的观察当成自然等级证据。

这些文本也带来现实风险。Christian Wolff（德国早期启蒙哲学家，对青年 Kant 有重要影响）因为公开论证中国人即使没有基督教也能完全有道德，被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开哈勒大学和普鲁士领地，否则面临处死。Neiman 由此强调，许多启蒙经典被禁、被焚或匿名发表，原因正是它们以任何文化中都可诉诸的普遍原则威胁既有权威。

反殖民主义在启蒙文本中表现为对帝国、土地盗窃和奴隶制的直接控诉

Neiman 先拆开一个时间误会：帝国并不是现代欧洲发明的，希腊、罗马、中国、亚述、阿兹特克、马里、高棉、莫卧儿等都建立过帝国。差别在于早期帝国通常把强权等同于权利，几乎没有罪感。Bartolomeo de las Casas（十六世纪多明我会修士，谴责西班牙征服美洲暴行）虽是例外，却仍主张较温和的殖民，并未否定帝国项目本身。

Kant 的反殖民立场在 Neiman 叙述中非常直接：欧洲商业国家把美洲、非洲黑人居住地、香料群岛和好望角等地当作无主土地，因为它们把当地居民算作无物；它们压迫原住民、挑起战争、制造饥荒、叛乱和背信。Diderot 更进一步，认为受欧洲殖民者威胁的原住民若像对待野兽那样杀死入侵者，理性、正义和人性都会站在他们一边。Neiman 说，若更新武器，这些文字会像 Fanon。

启蒙批判还指向为土地盗窃辩护的理论。John Locke（英国政治哲学家，劳动财产论常被用来正当化殖民占地）认为农业劳动才产生财产权；Kant 反对把游牧者和猎人依赖的大面积土地视作可被强占，主张外来定居只能通过不利用对方无知的契约发生。这里的批判直接击中了定居殖民主义的法理核心。

奴隶制同样遭到启蒙激进派批判。Voltaire 在 Candide 中让苏里南被奴役的非洲人指出欧洲吃糖的代价；Diderot 预言会出现一位黑人斯巴达克斯来领导解放，并影响 Toussaint L’Ouverture（海地革命领袖，反奴隶制斗争的核心人物）；Kant 反驳把黑人肤色说成含的诅咒的神学论证。Neiman 承认启蒙作者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言论，但强调他们的系统理论为反殖民和反种族主义斗争奠定了普遍主义 universalism 基础。

反殖民传统的强者并未抛弃普遍主义，而是要求重写普遍主义

面对「你为启蒙辩护只是因为你的位置」的质疑，Neiman 承认自己的立场：她长期生活在美国和欧洲，被编码为白人女性；犹太身份在白人民族主义者和黑人民族主义者眼中又有不同归类。她随后转向非白人和非欧洲思想家，不是做代表性清单，而是说明普遍主义 universalism 并非白人欧洲人的独占概念。

她指出，当代知识市场常更偏好部落主义声音：Ibram X. Kendi（美国反种族主义畅销书作者）比 Adolph Reed（美国政治学者，批判身份政治并强调阶级与普遍主义）更畅销，Achille Mbembe（喀麦隆哲学家和后殖民理论家）比 Ato Sekyi-Otu 更有名，Gayatri Spivak（印度裔文学理论家，后殖民研究代表人物）比 Benjamin Zachariah（印度史学家，批判身份还原/本质化）更广为人知。Neiman 的解释是，受害者声音被预设为最真实，这让强调创伤和部落身份的论述更容易获得道德光环。

德国处理 Holocaust 的历史提供了一个镜像。Holocaust（纳粹德国对欧洲犹太人的系统性屠杀）记忆在德国成为国家叙事核心，这是进步，但也让许多德国人只能把犹太人看作受害者，并优先听取强调犹太受害的民族主义声音。Moses Mendelssohn（十八世纪德裔犹太哲学家，犹太启蒙代表）和 Arendt 所属的犹太普遍主义传统反而常被忽略；类似地，白人出于殖民和种族主义的羞耻，也可能只把来自全球南方的部落主义声音当作真实。

Amilcar Cabral（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独立运动领袖，反殖民理论家，1973 年被暗杀）为 Neiman 提供了关键平衡：低估非洲文化价值是种族主义和剥削的结果，但盲目接受文化中的退步因素同样会伤害非洲。Sekyi-Otu 主张种族会遮蔽人类存在和社会存在的更基础问题；Táíwò 认为殖民化的问题正在于欧洲人对被殖民者抛弃了自由、自决、被统治者同意和人性等现代价值。Fanon 和 Cabral 要求的是新的人类和被特殊性 particularity 丰富的普遍性，而不是把普遍主义交还给帝国。

文化的特殊性应丰富普遍主义，而不应被改造成部落财产

Neiman 把文化挪用争论纳入普遍主义 universalism：如果人们确实能跨文化识别痛苦和自由欲望，那么文化产品就不能被简单视为部落财产。艺术特别能把平常命题转化为能动人的真理，让我们从他人的歌、故事和形象中重新感到共同人性。把文化作品看作部落商品，等于削弱文化的解放力量。

她用几个例子说明文化记忆如何多向流动。奴隶主曾试图从圣经中删去 Moses（希伯来圣经中的出埃及领袖）和 Exodus（犹太传统中的出埃及叙事），因为他们知道这会激发被奴役者；被奴役的非裔美国人则用 Go Down, Moses 获得解放想象。Michael Rothberg（美国文学与记忆研究学者，提出多向记忆概念）把这种跨群体记忆称为多向记忆。Robeson 作为逃奴之子，也是在伦敦街头听到罢工威尔士矿工歌声后转向更深的政治行动。

Neiman 区分文化挪用和文化剥削：低价掠夺艺术家的劳动应像其他牟利行为一样被抵抗；但禁止文化跨界本身接近一种部落式纯洁观。她把 woke 对文化所有权的坚持，和纳粹要求德国音乐只能由雅利安人演奏、Samuel Huntington（美国政治学者，提出文明冲突论）把西方文化设为要防卫的文明堡垒并列，意在警告：文化一旦按部落边界封存，就失去最强的连接力。

最后，她用文化和政治的区别收束骨头与血肉的隐喻。文化差异值得珍惜，语言、节奏、习惯和故事让世界免于只剩骨架；Esperanto（十九世纪末创造的国际辅助语）失败，正说明人需要具体语言带来的归属和回响。但政治必须有普遍核心，不能让文化类别占据中心舞台。最好的文化多元主义会加强政治团结，形成 Aime Cesaire（马提尼克诗人、政治家，négritude 运动代表）所说的由每个特殊性丰富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