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gress and Doom

进步不是必然论，而是左翼政治得以开始的可能性判断

尼曼从名称变化切入：上一代自称 leftist 的人，如今常自称 progressive。她承认冷战残余让 leftist 和 socialist 在英语政治语境中显得危险，但她更看重另一个原因：用 progressive 命名左翼，比沿用法国大革命议会座位安排留下来的左右标签更接近问题核心。左与右之间最深的分界，不是某个政策清单，而是是否相信进步可能发生。

这里的进步不是 Hannah Arendt 所批评的技术扩张逻辑；Arendt 在源文中作为区分技术增长与政治进步的参照出现。尼曼说，左翼站在这样一种观念后面：人们可以一起工作，显著改善自己和他人的现实生活条件。这个观念常被歪曲为进步必然发生。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若干段落确实带有历史保证的语气，历史并没有兑现这种保证；但否认保证，不等于否认可能。

这一区分为全章定调：如果进步取决于自由的人共同行动，那么倒退同样可能，历史也确实包含两者。保守思想通常把历史看成静止、循环，或从神话黄金时代缓慢下坠；左翼若放弃进步的前景，就不再有关于正义与改善的政治语言，只剩下谁压倒谁的权力竞争。尼曼后文对福柯的批评，正是因为她认为这种语言已经侵入了自称左翼的理论环境。

福柯式谱系把改革翻译成支配，因而给 woke 左翼一种反进步底色

Michel Foucault 在源文中被尼曼称为 woke 左翼的教父式影响：他的文风激进，传递出的历史图景却被尼曼判定为反动。Edmund Burke 和 Joseph de Maistre 在源文中代表早期反革命保守思想，Carl Schmitt 则代表把现代历史理解为主权和神学秩序衰落的政治法学传统。福柯比这些保守者更阴郁，因为他不是只警告革命会破坏传统，而是暗示每个看似更仁慈、更自由、更尊重尊严的改革，都会变成国家支配生活的更精细方式。

尼曼认为，福柯最有效的目标选择是废除酷刑。Diderot 和 Voltaire 在源文中作为启蒙改革者出现；连他们这样激进的人，也需要时间才把公开酷刑视为应当废止的野蛮制度。尼曼承认酷刑从未完全消失，关塔那摩和许多当代国家都是倒退证据；可她坚持，车裂、拉肢架、宗教火刑成为被普遍视为野蛮的做法，仍是一次现实的道德和制度变化。

《规训与惩罚》以 Robert Damiens 在 1757 年因刺杀路易十五未遂而被公开凌迟的场景开篇；Clifford Geertz 在源文中作为称该书为福柯最有力作品的人类学家出现。尼曼指出，读者往往记住开篇数页的暴力景观，却忘掉后面曲折的论证。Jean Améry 在源文中以曾遭盖世太保酷刑的评论者身份出现，他说福柯不是论证，而是催眠。尼曼借此批评福柯让读者在厌恶暴力的同时，被暴力场景所迷住，并因此接受现代监禁比公开肢解更糟的暗示。

拒绝规范判断不会保持中立，它会把改革者留在麻醉状态

尼曼指控福柯混淆描述与规范。福柯晚期文章《什么是启蒙？》把要求对启蒙作赞成或反对的判断称为启蒙的讹诈；尼曼的解读是，这种姿态让读者觉得问好坏、优劣、应否保留，都是粗俗问题。她强调，福柯并没有明说恢复公开肢解更好，但他说十八世纪刑罚改革不是少惩罚，而是更好地惩罚；读者被迫在暗示中得出结论，却得不到清楚的规范位置。

阿梅里提供了尼曼所说的成年人常识：十八、十九世纪监狱改革当然也服务于资产阶级利润和生产需要，因为被半人道对待的囚犯比饥饿囚犯更有劳动潜力；但把人道化只解释为利润和生产，就是荒谬。尼曼把这个常识扩展到美国种族隔离的废除：肯尼迪政府成员可能既有真实的道德愤怒，也受到冷战形象竞争的压力。混合动机会削弱英雄化叙事，却不能取消改革成果本身的规范差异。

福柯对主体、意图和原因都不感兴趣；在他的叙述中，改革者无论天真还是犬儒，最后都把社会带入更有效的权力系统。尼曼承认，对福柯最慷慨的读法是：揭露无名权力结构，才能为改变创造条件。但她立刻追问效果。源文引述历史学家在圆桌上对福柯说，《规训与惩罚》让监狱教育工作者无法行动，产生消毒或麻醉般的作用。若厕所、探视、食物、书籍、教育这些改善都被怀疑为更深支配，改革者就很难再为囚犯争取具体改变。

卢梭的进步批判仍在寻找出路，福柯和《启蒙辩证法》则缺少方向感

Jean-Jacques Rousseau 在源文中作为启蒙内部最重要的进步批判者出现。他 1750 年的《论科学与艺术》攻击了当时自由主义者对艺术和科学推进进步的轻信：艺术与科学可能滋养作者虚荣，也可能用花环装饰束缚我们的锁链。尼曼说，这一点福柯会欣赏；差别在于，卢梭后半生都在尝试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怎样打破锁链，并避免打破锁链的过程造成更大伤害。

《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在源文中分别代表卢梭的政治方案与教育方案：前者尝试为现实中的人设计应然法律，后者尝试在现实法律之下培养应然的人。尼曼承认卢梭没有真正把两者接合起来，也没有给出无支配世界中的自由公民如何形成的完整答案；可她强调，至少卢梭尝试了。福柯更常留下修辞性问题和气氛，而不是清楚立场。

Theodor Adorno 与 Max Horkheimer 在源文中作为《启蒙辩证法》的作者出现，他们对现代进步的图景同样阴郁：现代试图从传统锁链中解放人，却很快让人像奥德修斯绑在桅杆上那样自我束缚。尼曼承认福柯和《启蒙辩证法》都有辩护者，说这些文本只是揭露启蒙的非预期后果，以便清理出更好的启蒙。她的反问是：哲学不必回答所有问题，但如果连康德所谓思考中的方向感都不给，它还能做什么。

启蒙反对原罪政治，是为了给人性和制度留下可改变的空间

尼曼反驳一个持久漫画：启蒙思想家相信进步不可阻挡。Voltaire 在源文中作为反对天真乐观的启蒙作家出现；《老实人》的副标题就是关于乐观主义，小说用七年战争、里斯本地震、宗教火刑、强奸、处决、奴隶制和殖民主义展示乐观主义的荒谬。启蒙思想家不断说进步只是勉强可能；正因为他们看见当时的邪恶，才不可能把进步当成保证。

为什么他们仍要坚持可能性？尼曼把问题放回宗教语境。许多欧洲制度建立在原罪教义上：人天然败坏，救赎和改变只能经由教会或上帝。Voltaire 在《哲学辞典》中说，人不是生来邪恶，而是像生病一样变坏；他不是宣称人人天生善良，而是在攻击把人性败坏当政治基础的神学。Rousseau 也不是简单宣称人性善，他认为人出生时有两种倾向：渴望自由，怜悯他人痛苦；错误教育和社会结构会摧毁它们，合适条件则能使它们成为体面行为的基础。

尼曼从卢梭那里提炼出关键洞见：我们不知道人性允许我们成为什么。Thomas Hobbes 在源文中作为另一种自然状态想象的对照出现，他的图景让战争像是自然常态；卢梭的图景则让战争像是偏离。Claude Lévi-Strauss 在源文中作为试图以人类学方式检验卢梭假说的人出现，但他也知道经验材料无法裁决自然状态。尼曼说，自然状态不是可还原的事实，而是帮助我们思考前进方向的工具；人性未知，正是政治可能性的空间。

希望（Hoffnung/hope）不是乐观主义，而是不让悲观主义替行动作结

Immanuel Kant 在源文中作为把希望与道德行动联系起来的哲学家出现。Noam Chomsky 在源文中作为拒绝放弃希望的当代公共思想者出现；尼曼沿着卢梭、康德和 Chomsky 的线索说，希望不是认识论立场，而是道德立场。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都对遥远未来或不可抵达的过去作预测；希望不作预测。乐观主义拒绝面对事实，希望试图改变事实。当世界真的处在危险中，乐观主义显得下流；但如果屈服于悲观主义，就等于提前确认失败。

悲观主义之所以诱人，是因为它解除行动压力：既然徒劳，就不必再斗争，可以转向自我照料、消费或麻醉性分心。Stoics 和 Nietzsche 在源文中作为反希望传统的例子出现；如果一个人的目标只是个人安宁，他们可能是对的。尼曼的回应很朴素：若要关心世界命运，一个人至少得爱世界的一小部分，一个人甚至一片风景都足够。

这一区分也解释尼曼为何批评 woke 激进者拥抱削弱自身目标的理论。她说，活动者当然追求团结、正义和进步，但若拒绝普遍主义，只承认权力话语，就没有反种族主义的论证，只剩部落之间争夺权力。她还把施米特的 friend/enemy 政治和进化心理学纳入同一问题域：前者把政治拉回史前敌友划分，后者把当代行动解释成石器时代繁殖冲动的延续。没有不断扩展的普遍正义承诺，也就无法连贯地追求进步。希望在这里不是安慰性情绪，而是让正义、普遍主义和行动互相支撑的实践条件。

Frantz Fanon 在源文中作为普遍主义、正义与进步原则的现代反殖民思想者出现；尼曼借一位年轻记者的问题说明，不能只说既然 Fanon 已经没有启蒙包袱就不必读 Diderot。她的回答是，Fanon 的工作重要但范围有限，启蒙思想能把这些原则带回第一原理层面。C.S. Lewis 在源文中作为提倡读旧书的作者出现，他的理由不是过去更聪明，而是过去的人会犯不同错误。Philip Kitcher 在源文中提供务实进步观：与其把进步想成朝向一个固定终点，不如把它想成从受限的问题情境走向较少受限的情境。

进步只有进入感官和习惯，才足以反驳一切未变的叙事

尼曼回到公开酷刑：1757 年的父母可能带孩子去看达米安受刑，就像今天带孩子看马戏；有钱者还会买好座位。今天读者会对把现场酷刑当儿童娱乐感到战栗，这种身体反应本身就是深层进步。监狱中的隐性酷刑、无辜者被监禁、死刑制度仍是丑闻；但若启蒙改革者还在犹豫酷刑是否应废除，我们连这些丑闻都无法以今天的方式提出。

种族问题上，尼曼同时承认进步和反动。Bernard Lafayette 在源文中以马丁·路德·金同事、民权运动参与者身份出现，他把 Barack Obama 的总统任期称为第二次重建，因此并不惊讶 Donald Trump 作为第二次反动随后出现。进步会制造反冲；重建后的反动极其致命，但后来的民权运动不必从废除奴隶制开始。尼曼用自己的童年补充这种变化：她小时候黑白孩子不能同湖游泳，1968 年在亚特兰大挂 Sidney Poitier 照片是一种政治姿态；她儿子的墙上贴满黑人篮球明星，却只表示喜欢篮球。

性别与同性关系提供了同样的感受层变化。尼曼说，性骚扰曾像天气一样无处不在，女人只能希望主管别把她们性化，就像希望天气晴朗；今天骚扰仍未消失，职场性别主义仍有文献记录，但曾经不引人皱眉的行为越来越受到谴责，并常可诉诸行动。越战时期，假装同性恋是逃避征兵的便捷方法，可她认识的反战男性没有一个愿意承受这种名声；今天在西班牙、爱尔兰、美国这样的保守国家，同性婚礼受到庆祝。从 Stonewall 的诉求到听见他的丈夫这一表达无人眨眼，中间有巨大距离。

尼曼不把文化变化误认为经济和政治权力平等。她明说 Will Smith 或 Beyoncé 的生活不能代表南洛杉矶黑人青少年的处境，也指出企业把 LGBT 友好作为公关时，可能同时推动加剧不平等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可这些警告不能推出一切几乎未变。说一个世纪以来种族主义几乎没有改变，会辜负那些为改变而斗争者的记忆；说女性和同性恋者的处境没有质变，也会遮蔽许多人已经生活在不同现实之中的事实。

历史清算拓展了进步观，但单一罪行叙事会遮蔽其他历史

历史清算是尼曼称作还像幼儿学步一样的新近进步。国家历史传统上挑选值得骄傲的片段，把不合叙事的罪行降为小插曲；或在无法忽略创伤时，把英雄叙事换成受害叙事。德国的变化在源文中成为例外：二战后几十年，西德活动家、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教会团体要求国家承认自己是纳粹罪行的加害者。Carl Schmitt 在这里代表战后西德一度普遍的受害者自我形象；后来德国甚至有人称自己的国家为加害者国家。

尼曼提到自己 2019 年的《向德国人学习：种族与恶的记忆》，说德国清算并不典范，过程不完整、有错误，也未必能修正所有偏差；但它打开了一条通向真相的方向，并证明讲述国家肮脏历史不必导致国家解体。她没有预料到 2020 年 George Floyd 被杀后 Black Lives Matter 推动的清算浪潮会如此迅猛。她欢迎这股浪潮，认为美国面对奴隶制、英国面对殖民主义，是更健康国家的前进步骤。

清算也会走偏。Neil MacGregor 在源文中作为赞扬德国用历史思考未来的博物馆人出现，但尼曼认为德国清算正在僵化：对德国反犹主义这一片过去的过度固定，可能遮蔽当下针对其他少数群体，特别是穆斯林的种族主义。美国也有类似风险：种族清算进行中，却缺乏更广泛的政治清算。W.E.B. Du Bois 在源文中被举作记忆分割的例子：他作为伟大黑人知识分子被纪念，而他的社会主义思想身份被悄悄隔离；Albert Einstein 在源文中同样作为社会主义维度被淡化的例子出现。1946 到 1959 年及其后，以反共名义摧毁跨种族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恐怖，仍未进入多数人的历史感。

没有英雄和抵抗的记忆，受害史会失去面向未来的动力

尼曼担心历史越来越被当作罪行和不幸的历史。Memory Studies 在源文中被描述为几乎完全献给坏记忆的学术领域；她认为，过去我们没有充分纪念受害者，如今又有忘记英雄的危险。国家不能只靠坏记忆维持自己。Martin Luther King 和 Toni Morrison 在源文中作为美国应当纳入英雄谱系的人物出现，因为他们让一个国家可以为反抗不义的传统感到骄傲，而不是只在羞耻和否认之间摆动。

纪念碑争论在这里不是遗产争论，而是价值争论。尼曼欢迎南方城镇广场上邦联将领和普通邦联士兵纪念碑倒下；她却对拆除 Abraham Lincoln 纪念物的呼声感到震动。Lincoln 在源文中作为为捍卫非裔美国公民权而付出生命的政治人物出现；他不可能按今天标准成为反种族主义者，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时间摆脱出生环境中的偏见。若我们不那么怀疑进步，就可以同时承认自己比林肯走得更远，并感谢他开启了某种路径。

Bryan Stevenson 在源文中作为美国律师、民权活动者、阿拉巴马国家和平与正义纪念馆创建者出现。他告诉尼曼，1850 年代有白人南方人论证奴隶制错误，1920 年代也有白人南方人试图阻止私刑，但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若这些名字被认识并纪念，美国南方可以宣称一种扎根于勇气、违抗容易之事、选择正当之事的遗产。英雄的功能不是制造无瑕偶像，而是弥合应然与实然，显示正义理想曾被真实的人活出来。

承认已发生的进步，是为了扩大下一步行动的可想象性

尼曼警惕美国种族主义属于 DNA 的说法。Daniel Goldhagen 在源文中作为把德国文化描述为一直反犹的畅销书作者出现；尼曼说，这种论法在德国曾受欢迎，部分原因是它提供了开脱：如果德国人一直如此，个体还如何负责。Touré Reed 在源文中作为反驳天生种族主义的作者出现；尼曼赞同种族主义者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培养出来的。把历史偶然的政治体系说成天生缺陷，可能把责任从制度转移到个人，尤其是贫穷白人身上。

哲学在这里的功能，是揭示珍视立场背后的前提，并扩展可想象性。尼曼说，你认为可能的东西，会决定你的行动框架；如果认为真相与叙事不可区分，就不会努力区分；如果认为人只会按基因、个人或部落利益行动，就很容易照做。现实主义的忠告常被翻译成降低期待，但奴隶制废除、女性获得投票权、同性伴侣获得公民权，都曾改变数百万人的现实。思想一旦成为规范，就会改变世界。

进步的概念本身容易遮蔽已发生的进步，因为进步指向未来，而上一代斗争的目标，恰恰是让成果看起来像本来就应如此。没有经历种族隔离的一代，会觉得其废除只是常识，而不是成就；这正说明废除者成功了。尼曼并不主张用过去成就安抚当下愤怒，她说下一代必须走得更远，愤怒可能正是斗争需要的力量。可若从不看一眼自己站在哪些肩膀上，就无法从过去真实进步中汲取继续前进的希望。

Mary Midgley 在源文中作为把道德变化理解为羞耻对象变化的哲学家出现；Robert Frank 在源文中作为解释行为科学为何热衷揭露自利动机的经济学家出现。尼曼把当代人不愿承认好消息的一部分原因归结为害怕被嘲笑天真：研究者宁愿把利他解释为自利，也不愿被更世故的人抓住把人想得太好的把柄。她的结尾锋利地反转了这种羞耻：害怕尴尬本身才该令人尴尬。承认进步不是幼稚，而是拒绝让犬儒主义垄断成熟的定义。